一个“爱国贼”的死亡

杨光先是明末清初人，是一个高调的“爱国者”。至少，表现得很像是一个爱国者。

杨光先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，世代受明朝恩荫。杨光先长大成人后，被封为新安所千户（基层军官）。

到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时，杨光先已经39岁了。这一年，清兵来犯，边关吃紧。给事中陈启新在后方留守北京城门。

杨光先觉得他表现爱国的时候到了，便赶到城楼去质问陈启新，你为什么留在京城，而不是去前线与敌人作战，你这不是贪生怕死吗？

被杨光先这一番大义凛然的指责，陈启新很是惭愧，小声说：“一死无益。”

陈启新说的是大实话。陈启新是给事中，这是一个言官，干的是纪检督察的活。他不是军人，也不懂行军打仗，留守后方已经是赶鸭子上架，上前线只能是添乱。

比较起来，杨光先是千户，这是一个基层军官的职位。论上前线，杨光先更适合。

一见陈启新被自己的爱国热情震住了，杨光先更来劲了：“你仅凭口舌就做了高官，皇上待你这么好，你就应该更争气，怎么能怕死？”

接下来，杨光先气势如虹，把陈启新的陈年旧事都给抖了一遍，骂了一个痛快，把陈启新骂得一愣一愣的。

这一通痛骂，让杨光先蒙上了一层爱国者的光辉，名声大噪，博得了一致好评。

又过了几年，到1644年时，随着大明王朝的轰然倒塌，满清八旗铁蹄南下，定都北京。

杨光先，这个世代受大明恩荫、痛斥他人贪生怕死的激进爱国者，在明朝危亡的关键时刻，既没有践行忠臣不事二主的孔孟遗训，也没有效仿春秋时的伯夷叔齐躲进深山饿死不食周粟，而是“与时俱进”，在清朝的钦天监谋了一份差事，继续自己的“爱国”事业。

只是，从前爱的是大明，这回爱的是大清了。

◆◇◆

明清年间，西方传教士利玛窦、艾儒略、汤若望、南怀仁等人先后进入中国，他们把西方在数学、天文、历算、物理、水利、地理等领域的成就介绍给中国，同时，又把中国经典的小说、戏曲、中医、园林艺术等译介到西方。

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小高峰。

在清朝以前，中国使用《大统历》《授时历》等历法，被发现存在不少错谬之处。到清朝顺治帝时，任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，运用西方天文学成果制定新历法。

顺治帝将新历法取名为《时宪历》，颁行天下。

有一天，杨光先看到汤若望所编写的《时宪历》封面写有“依西洋新法”五个字，马上就点燃了“爱国”热情。

在杨光先看来，这“依西洋新法”五个字是对大清的极不尊重，是对大清皇帝的极大冒犯，于是，杨光先慷慨陈词，弹劾汤若望：

夫《时宪历》者，大清之历，非西洋之历也；钦若之官，大清之官，非西洋之官也。以大清之官，治大清之历，其于历面之上，宜书“奏准印造时宪历日，颁行天下”，始为尊皇上而大一统，今书上传“依西洋新法”五字，是暗窃正朔之权益予西洋，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，其罪岂止无将已乎？

什么意思呢？

《时宪历》是我大清的历书，不是西方的。历书上写“依西洋新法”，是在长西洋志气，灭大清威风。这是大逆不道，是在辱我大清。

杨光先还大力抨击汤若望“地球是圆的”这一说法：

果大地如圆球，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，不知何故得以不倾？试问若望，彼教好奇，曾见有圆水、壁立之水，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？

在这里，杨光先质问汤若望，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，那么地球上面的人站立，地球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？难道象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？水都是从高向低流的，地球下方那些江河湖海里的水为什么没有甩出天外去呢？

然后，杨光先又大骂汤若望：

则西洋皆为鱼鳖，而若望不得为人矣。

意思是，如果地球是圆的，那么西洋就在地球的下方，就会淹没在水中，果真如此，西洋只有鱼鳖，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。

但杨光先没有料到的是，“依西洋新法”这五个字，正是顺治帝亲批。而且，汤若望刚刚医治好了孝惠章皇后的病。因此，对杨光先的弹劾，顺治帝不予理睬。

◆◇◆

到顺治帝去世以后，康熙帝年幼，辅政大臣鳌拜反对西洋学说。杨光先觉得，自己的机会来了。

这次，杨光先必欲置汤若望于死地，在“依西洋新法”这一条罪状外，又增加了几条罪名：

1、新的《时宪历》只推算了200年，是在诅咒大清短命；

2、顺治帝幼子荣亲王去世时，汤若望选择的殡葬时辰不吉利，“误用洪范五行，山向、日月俱犯忌杀”，连累孩子的父母即顺治帝和董鄂妃在短短两年内先后驾崩。

3、杨光先还诬陷汤若望在澳门屯兵，图谋不轨。

……

这些罪状，随便一条拿出来，都是砍头的死罪。

对于杨光先的话，朝中大臣起初都不相信，可架不住杨光先一次一次的举报，没影子的事也被说得有鼻子有眼了。加上康熙帝年幼，朝中又有鳌拜的支持。

于是，到清康熙四年（1665年），汤若望以及钦天监中支持他的官员杜如预、杨宏量、李祖白李实父子、宋可成、朱光显等均因“妖言妖行”被判凌迟处死。

巧合的是，判决那一天，天空突现彗星，京城又发地震，孝庄太后等人恐惧“天谴”，急忙干预，将汤若望、杜如预、杨宏量免予一死，羁于狱中（后汤若望获孝庄特旨释放，两年后病死），李祖白父子等判绞刑处死。

杨光先因为坚持举报，成为名震朝野的“爱国者”，声名显赫。

倘若那时能有微博，杨光先绝对是当仁不让的流量大V。

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李祖白。

李祖白曾协助汤若望写出《远镜说》一书，将伽利略发明的现代望远镜制作方法介绍入中国。

这样一位卓越的天文学家，却被杨光先斥为“背圣弃祖”的妖人，父子一齐遇难，成了“中国的布鲁诺”。

◆◇◆

《时宪历》被废除，汤若望等钦天监官员关的关，死的死，但杨光先并没有就此罢休，他继续深入剖析这一事件的意义，写了很多文章，并且以《不得已》的书名结集出版，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也让朝野上下每个人都绷紧“排外爱国”这根弦。

杨光先年轻时学习过算命、星象、占卜，常常高谈阔论，对西方科学大加贬斥。

对于这样一个举报有功之臣，坚定的“爱国者”，又懂星象，清廷便任命他当钦天监右监副（相当于副监长）。

这下，杨光先慌了，他对于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是很清楚的，打嘴炮行，真干实事不行。

于是，杨光先向朝廷请辞，才疏学浅啦，不堪重任啦。可是，朝廷却以为他是在谦让，不但没有批准他辞职，还给他升了官，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。

这下，杨光先没辙了，只得硬着头皮上任。这一年，杨光先70岁。

不幸的是，天文学这东西是科学，历法是可以通过实测来验证的。

杨光先凭“爱国”热情扳倒“西洋妖孽”之后，自己在钦天监一把手的职位上骑虎难下了。他绞尽脑汁运用各种五行八卦奇门遁甲之术，经常是错误频出，笑话连连。

到康熙八年（1669年），朝廷也发现了，杨光先干的实在很糟糕，便请了比利时人南怀仁来修正历法。

南怀仁上任后一看，好家伙，这杨光先老先生修的历法，不但把闰月搞错了，还搞出了两个春分、两个秋分，简直是谬误百出。

对于南怀仁的到来，杨光先是一肚子的不服气。于是，南怀仁向康熙帝提出，要以实证证明新历法的准确度。于是，在众多大臣的见证下，南怀仁和杨光先来了一场公开比赛，参照天象，现场推算。

结果南怀仁的历法与实际吻合，而杨光先的历法错误百出。

然而这时，杨光先再度展现了不要脸的底气，喊出了史上最奇葩的排外口号：

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，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。

更奇葩的是，杨光先的这一排外口号，竟然也赢得了大量的赞誉声。不过，好在康熙帝还算清醒，知道历法这东西是科学，光靠喊口号是不行的。

于是，杨光先被免职，由南怀仁执掌钦天监，制造天文仪器。

此时，鳌拜已经倒台，有人控告杨光先依附鳌拜，陷害科学家。于是，杨光先被判处死刑。后来朝廷看在杨光先已经年老的份上，赦免死罪，让他告老还乡。结果，杨光先死在了半途上。

◆◇◆

杨光先已经死了，但他的幽灵并没有散去。

晚清时期，大学士倭仁等人反对洋务运动，就是高喊“宁使中国无技艺，不使中国有西学”，“用洋货就是卖国贼”等等口号，与杨光先的“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，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”一脉相承。

鲁迅先生在1934年发表的杂文《随便翻翻》中说：

杨光先的《不得已》是清初的作品，但看起来，他的思想是活着的，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。

“杨光先”们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爱国者，而是祸国殃民的“爱国贼”。

总结一下，“杨光先”们有以下三个特点：

1、举着各种传统的大旗，即使指出传统中的糟粕，也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；

2、不屑于了解外部世界，坐井观天；

3、对持不同意见者务必赶尽甚至杀绝，告密、构陷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
这些“爱国贼”没有真才实学，却总是打着各种“正确”的幌子，干的是祸国殃民的勾当。

“爱国贼”是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“老鼠屎”，需要被永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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